关于“吕祖”的传说太多，但能够确证的却几乎没有。他可能生于公元798年，并活动于公元9世纪中叶，至于他的身份更是众说纷纭：一方面，他在蜀山派乃至整个道教中都有相当显赫的地位;但另一方面，他还在唐朝政府供职，并在社会底层活动广泛。
在民间的传说中，吕岩，或吕洞宾，始终以普通道士的形象现身，但实际上，他的身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和广泛
“吕洞宾有剑术，百余岁而童颜，步履轻快，倾刻数百里，以为神仙……人咸异之。”《宋史·陈抟传》曾有这样的描述，但这段文字背后其实蕴藏了许多被忽略的信息：在当时的信仰和结社中，只有蜀山派同时以剑术和仙术见长，这似乎暗示了它和吕岩之间的固有联系。
但这一点完全不足以解释，吕岩为何被历史悠久的蜀山尊称为“吕祖”——因为“祖”的含义往往是创始人，而在该派历史中，“仙术高强”的成员其实不在少数，而吕岩无论从地位还是身份上，都很难与之相提并论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他还对佛教有深刻的领悟;而按照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上的记载，他还是基督教在国内传播的早期推动者之一。
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的介绍牌，摄于今天的陕西省，其撰写人正是后来被称为“吕祖”或“吕洞宾”的吕岩，尽管本身是一名蜀山成员，但他也和其它宗教交流广泛
考虑到其大部分生涯都在云游中度过，以及和其它派别的复杂关系，吕岩甚至不配被称为一名合格的“蜀山弟子”，然而，如果把他的活动放更大的背景下，我们得出的结论将完全相反。
如果熟悉蜀山的编年史，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，从李逍遥辞去掌门到吕岩崛起，其记述经历了近百年的中断，而在这段正史几乎空白的时期内，许多隐患却在蜀山上空徘徊不去：
第一个隐患来自内部，李逍遥在下野后显然不愿放弃权力，据残存的记载，这位前掌门依旧是“七圣”评议团的成员，同时在一系列的权力运作下，他不仅将和自己关系密切那名少数民族女子“安排”进了社团的管理层，随后，他还明目张胆地提拔了一位年轻的、王姓邻居。
在1990年代推出的一部电子游戏中，对李逍遥的一系列权力安排，用一种艺术化的手法进行了铺垫和描绘，但按照后续作品中的记述，他的这些运作似乎并不成功
这些都破坏了一个秘密社团赖以存在的基础：比如公平的上升渠道，以及资深成员的平衡和互信，而另一些学者相信，恶化的环境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虽然安史之乱仅限于中国北方，但随着长安陷落，唐朝宫廷也迁入了四川，这就让蜀山派的地位尤其难堪。
因为随中央政府而来的，还有它的统治机构，如密探和军队;更不幸的是，这个朝廷还风雨飘摇，他们开始在四川大肆搜罗兵员和赋税。由此引发的衰败是如此彻底，以至于在20世纪蜀山被重新发现之前，人们已经忘记了这段历史，他们宁愿相信一个颇具浪漫主义的说法：在李逍遥退隐后，这个门派便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，寂寞地守卫着封印妖魔的结界。
但从另一个方面讲，也只有了解了这一点，我们才能清楚为何吕岩被尊称为“吕祖”：他并非创建了蜀山，而是作为关键人物，帮助这个门派完成了重组。如果分析他的身份和活动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他不仅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分子，凭自己的官员身份和社会交际，帮助蜀山取得了朝廷和众多派别的信任;不仅如此，他还留下了《圣德篇》《指玄篇》等著作，在其中，他反思了传统的修炼方法，并抨击了盛极一时的炼丹学。
他认为，由于人体自身的局限，过量服用丹药不仅对修炼毫无帮助，还会打乱体内的经脉平衡;相反，成员在服用丹药之前，最应该做的是长期和坚定的修行。也只有如此，“元气”才能在经脉内有条不紊地循环下去，进而经受住丹药本身的冲击和考验。
这种说法并不具备科学依据，甚至可以说是本末倒置，然而，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，在此之前，炼丹一直是蜀山“修炼”的一种重要方式：其在蜀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，一代又一代的弟子和掌门相信，这些药物是帮助他们修行和飞升的捷径。
按照台湾学者姚壮宪的研究，仅在李逍遥活动时期，蜀山使用的丹药就超过了13种，它们大多具有刺激神经或者治疗脏器上海的作用。最引人瞩目的一种名为“金蚕王”的昆虫制品，据信在大量服用之后，一名普通青年在修为上也能与掌门齐平。
出现在电子游戏中的、蜀山使用的各种丹药及昆虫制品
这些来路不明的丹药是蜀山神话的一部分，但也给这个秘密结社带来了深远的影响——考虑到丹药中存在的铅、汞、硫、砷等成分，它们必然会给成员的智力和健康带来了不可逆转的伤害。从第23代掌门徐长卿，到第26代掌门孤独宇云，如果对这四位掌门的形象进行分析，会发现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：空洞的眼神、寡言少语的性格、冷漠的表情……第27代掌门李逍遥在进入中年之后，其形象也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变化，尤其是神情的呆滞程度上。面对这种挑战，改革修炼方法便成了一种必需。
从历史的角度看，吕岩的作用不仅是检讨了蜀山派的修炼方式，还在于重新为这个门派制定了规则：众多历史学家通常将吕岩所在的时期视为一个分水岭，在他之前，对蜀山派的严肃记录基本存在，但夹杂着大量的夸张和神化;而在他之后，关于该派的严肃记录则完全消失了，只剩下了玄幻乃至荒诞的文学演绎。
据信，这幅“一贫”肖像的创作基础就是晚年的李逍遥，可以看到其神情与年轻时的不同：这是其服用含有重金属的丹药之后出现的必然反应
这种局面产生的原因也许是，在那个话语权被官方垄断的时代，一个更加亲近底层的蜀山注定会被历史所忽略;不仅如此，随着整个派别愈发平民化，掌握读写能力的成员也愈发稀少，只有若干轶事在口耳相传中保存下来，而经历了这个过程后，许多历史线索也因此变得混乱不堪。
毫不奇怪，描绘宋代之后的蜀山便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，因为其中展现的内容，注定只能局限于大环境的变化，而南宋末年，蒙古大军入侵更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：它摧毁了大多数的文献记录，并将四川周边化成了一片荒野。至于明朝的建立，同样没有改变这种悲剧性的状况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同一时期，在各个具备宗教性质的秘密结社中，只有蜀山陷入了一蹶不振的局面。
甚至繁荣的经济都没有成为它的救星。对此，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，固然是其难以被公众接受的最主要原因，但这点却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一个问题：同样是提倡避世修炼，也同样追求武功修为，蜀山却和一些佛教和道教的支派处境截然相反。
对于这一点，必须要从本源上进行分析：蜀山固然拥有自己的教义和神仙体系，但究其本质，其仍是一个武学-哲学爱好者协会，而它要想在一个经济发达的世俗社会长盛不衰，就必须有某些东西以保持吸引力。
它可以是纯粹的物质动机，也可以是虚幻的精神慰藉，但蜀山在这两方面都无法提供，于是在社会生活中被不断边缘化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令它不得不偃旗息鼓的原因：在大一统的君权之下，一个内部组织严密、拥有强大武力的秘密结社，必然会为中央政府所不容。从唐代开始，蜀山便始终试图同朝廷保持良好关系，但对于君主而言，真正需要警惕的，并不是他们是否有造反的动机，而是是否发动叛乱的能力，更为讽刺的是，一部分蜀山派刻意编造的神话，已经在公众新中建立了这样的印象：他们能熟练使用各种绝技，对守卫森严的宫殿和要塞发动精确打击——听到这种描述，恐怕任何一位统治者都感到会坐立不安。
《大明律》书影，其中对秘密结社的严格限制，令在宋元易代之际遭遇沉重打击的蜀山进一步一蹶不振
在朱元璋亲自制定的《大明律》中写道：“烧香集众，夜聚晓散，佯修善事，煽惑人民，为首者，绞监候;为从者，各杖一百、流三千里。”类似的严刑峻法从明代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，而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表明，即使训练有素的秘密组织，也注定难以抗衡组织更严密的国家机器，而这种不平衡，又随着火器的使用而加剧了：在明清两代，无数残存的蜀山成员必定见证过这个悲剧性的景象：许多弟子长期修炼的成果，最终不敌对手手中的一杆火器——这意味着，即使在一场公平的打斗中，蜀山的优势也已荡然无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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